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灰燼與鑽石(Popiól I Diament)

這是華依達(Andrzej Wajda)「反戰三部曲」的其中一部作品,另外為《這一代》(A Generation,1955)、《地下水道》(Kanal,1957)。故事背景於1945年二戰已近尾聲,德國宣佈投降,波蘭一方面舉國歡慶但另一方面右派的游擊隊與左派卻彼此爭鬥。由此波蘭的內戰觀點切入,透過年青的男主角代表右派(曾參與二戰),去暗殺一位剛回國的共產黨的書記官,在他一開始錯殺了人,其後在酒吧中他初嘗到戀愛的滋味,於是他的信念開始動搖,當他決定做完最後的暗殺工作然後退出這場紛爭時,卻意外的喪生。導演經由一位年輕,未來充滿希望的角色來詮釋出他在這內戰中所做的犧牲、掙扎與付出的代價,原本應該待在學校讀書與戀愛的年華時刻,卻因為政治對立與體制壓迫問題,讓他犧牲了一切,而對比他的另一角色,是共產黨書記官的兒子因為被右派的阿姨(死去母親的姐姐)撫養長大,所以加入了游擊,但卻被左派俘虜。導演用了相對呼應的兩條支線,都以情感與家庭為主軸,用人性最原始的感情去批判戰爭所帶來性的扭曲與迫害,以致會出現父親是左派兒子是右派,進而父親要趕去獄中設法把他救出,結構出這樣的悲劇。 男主角當得知殺錯人後的兩場戲,反影出他所背負的代價與揮之不去的陰霾。一場是他站在旅館房內的窗口前,看到對面窗戶內一女子呼天搶地的悲喊,他的未婚夫遭到誤殺,這正是男主角早上所錯殺的人。另外一場,是他與女主角在破廢的教堂中,男主角在被看管守靈的人罵道不尊敬死人後,他掀開了面前屍體的遮布,赫然就是他早上所誤殺的兩個男子。他的驚恐、無助與不知所措完全展露出來,這樣罪惡竟要一位本應是坐在教室中的學生來背負,而廢墟般的教堂,倒掛的耶穌受難像,指涉出宗教本是安撫人心穩定社會最好的寄託,尤其在大時代的動盪時刻,但現下的教堂已成一堆石塊,人們連慰藉心靈之所都沒了。當男主角受到這良心上的衝擊與愛情上的滋潤後,他決定在做完最後的工作後抽身,而不願再與他的上司搭當去華沙,除了他躲在遠出看他搭當的車開走,另外兩次出現主角背後駛去的火車,強調出他為了女主角與自己未來的生活放棄政治信仰,諷刺的是,在他退出後的早上,卻意外的被共產黨的軍人給追殺,最後倒在垃圾場中痛哭掙扎的死去,最後在俯視鏡頭中結束。男主角個人決定退出與女主角相守,最被動盪的時局牽絆,這場殘酷的遊戲不會因為他的離去而結束,他死去的身份已不是右派的游擊隊,只是普通的學生罷了。
對比男主角的內心掙扎與避世心理的,是政府官員的那一場宴會。市長為了慶典波蘭與德國投降,邀請了各政府官員參與宴會,但這宴會首先在市長的秘書喝醉的情況下,把滅火器當成機關槍而對所有的人「掃射」,大鬧整個會場,諷刺的是他們正在慶祝戰爭的「結束」,當然這秘書長也因這大鬧的行為被解職,諷刺的是他前一場戲還在幻想著他的升職夢。另外,也批判他們剛結束一場大戰,如今因政治信仰的不同暗中掀起另一內戰,市長是個右派人仕,便是他指揮整個暗殺行動的首腦,有趣的是他也邀請了他所要殺的左派書記官到會。這場荒謬的宴會直到隔天早上,在眾人的最後一支舞中結束,在這舞中華依達對這群中上層階級者的無道與極度的享樂主義做了高度的批判。首先是,男主角最終決定殺了左派書記官,在此的表現也極為動人,書記官在中彈後非常迷惑的倒在男主角的身上,他迷惑的是先前他們曾有兩次接觸,男主角(試探?好心?)幫他點煙,另一次是他站在樓梯上,書記官經過時向他要了火,這裡表現出如果他們互不相識的話,彼此的互動就是如此簡單,對不知情的書記官來說便是如此,但他死前也許都不明瞭那位熱心的青年怎麼會殺了他,或是他心中有數只是悲嘆這場悲劇,朋友一轉眼成敵人,兒子卻是敵方的部屬,眼前殺的人也正與他要去見的兒子年歲相近,導演露骨的撻伐了戰爭所帶來的人性悲劇。此時,當書記官倒下後,天空正燃放著歡慶的煙火,更強化了一場戰火的結束、另一場正開打…,而犧牲的都不會是位居上位的高官,鏡頭馬上從書記官的屍體(他一旁的積水正反映著天空的煙火)切到宴會中,眾人讚嘆煙火的華美,批判著在戰爭中犧牲者往往都是低下層的人,在上位者只是最後坐享其成的人。短短的幾個鏡頭卻展現了驚人的影像爆炸力。在早上的舞會中,導演在此的處理手法,與其後布紐爾(Luis Buñuel)的《中產階級拘謹的魅力》(The Discreet Charm of the Bourgeoisie,1972),一場所有中產階級者漫無目的的行走在荒野的道路上,彷如行屍走肉一般。這群圍在一起跳舞的政府官員,面無表情像是沒有靈魂的軀殼。 對內戰的反省,也表現在兩場對比中。男主角在酒吧中與他的上司搭當,在一杯杯濃烈的酒中點起火,燃起一杯便唸出已陣亡友人的名字;另一對比是,左派的書記官與他的朋友在房間中,一邊聽著音樂一邊念已犧牲的同志:「…死於法國,…死於森林,…開始我們有36人…現在還剩下些什麼人呢?那真是段美好的時光」。另外,便是書記官的兒子被左派擄了在獄中等候他父親來時,左派官員問著他二戰時他對德國人開槍,那現在呢?你們對著波蘭人開槍。他回答到:「你們打麻雀」。一針見血的諷刺,難到你們左派不也打波蘭人嗎? 在一僵化的官僚體制中,最終被犧牲的都是低下層的小人物,華依達經由幾個重要角色與意像:枉死者、年輕的主角、左派書記官的兒子(17歲)、政府官員的無道、宗教、煙火。經由嚴謹的排列後衝擊出具驚人爆炸力的批判影像,來反省戰爭對人性所造成的傷害與扭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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